该书一以学术特色为依归，参考其师承关系和籍贯等因素，大胆作出了重新划分，即将乾嘉考据学分为惠栋、戴震和钱大昕三派。 视乾嘉考据学为“畸形怪胎”学术，视乾嘉考据学者为淫威之下苟延残喘的“僵尸”，这种根深蒂固的陈见是极不利于认识和评价乾嘉学术的……在本质上乾嘉考据学为中国学术演进之必然结果的“正常学术”。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盼望能见到一部以乾嘉考据学为对象，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和宏观把握的系统专著。漆永祥著《乾嘉考据学研究》一书的出版，可以说部分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漆君此书在厘清“考据学”内涵的基础上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勾勒了乾嘉考据学的整体面貌，并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颇有新意的论析。
如关于乾嘉考据学派别的划分，该书的观点就很引人注目。近代以来，学术界长期流行将乾嘉考据学分为吴、皖两派，或分为吴、皖、浙东或扬州三派的说法。这种以地域或籍贯为主要标志的划分法实在有其弊端，它既无法涵括对乾嘉考据学贡献殊多的大批北方学者在内，也不能反映学者间清晰的师承关系，在派别隶属上复造成相互错出、矛盾重重之弊。正鉴于此，该书一以学术特色为依归，参考其师承关系和籍贯等因素，大胆作出了重新划分，即将其分为惠栋、戴震和钱大昕三派。在对三人的学术渊源及其在当时学术界的重要地位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再对三派人物归隶、治学方法和治学范围等特点加以比较探究，由此修正了学界多年流行的一些欠妥结论。虽然，这种重新划分的三派说究竟能否得到学界的认可，尚不敢妄测，但笔者以为它确属作者沉潜深研乾嘉学者的结晶，较诸此前的各种其他分法，显然要相对合理。
考辨乾嘉考据学兴盛的成因，是该书的又一着力之点。在这方面，作者的观点也引人深思。该书认为，以往人们夸大了“清廷的文化高压”对乾嘉考据学兴起的影响，这是学术与政治长期扭结而导致的结果。究其实，禁书与文字狱对乾嘉考据学的兴盛确有一定影响，但并未根本改变中国学术发展的固有取向或扭转学术以其自身内在规律的演进。与此相关，作者也不同意前人认为乾嘉学者是在钻“故纸堆”以寻求避风港的说法，甚至还苦心孤诣地专门论述和表彰了乾嘉学者直面人生、关注社会的用世精神。在作者看来，先辈和时贤之所以将文字狱对乾嘉学术的影响“想象”得过于强大，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在本质上视乾嘉考据学为“畸形怪胎”学术，视乾嘉考据学者为淫威之下苟延残喘的“僵尸”，而这种根深蒂固的陈见是极不利于认识和评价乾嘉学术的。因此在该书中，作者明确采取了与之相反的论述立场，即在本质上视乾嘉考据学为中国学术演进之必然结果的“正常学术”。这种立场是否妥当当然可以讨论，但从这种立场出发所展现出的乾嘉学术诸多“面相”，对我们全面认识乾嘉考据学却是不无意义的。
作者从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去探寻乾嘉考据学的主因，但其观点与余英时先生所倡言的所谓“学术内在理路说”仍有分歧。他并不同意乾嘉学术乃宋明理学直接发展蜕分所致，而是认为重“考据”与重“义理”作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两种解释方法和为学途径，自汉以来便分歧并存，此兴彼衰，一伏一起。就乾嘉时期学术思想和学术观念的变化发展来看，考据学本身自有其内在渊源之所在，其学术本身内部理路的发展到清代已基本具备了再次兴盛的条件，无须外觅而他求。即以宋、明学术对清代考据学的影响而言，不容忽视的主要是宋明考据学，而非宋明理学。后者与清代考据学并无太大关系，不宜过分强调，此说确实不无一定道理。余英时在论述清儒同宋明学术的关系时，曾谈到明代中后期的王阳明等人，而对同一时期尊汉儒、重考据的那些学者，即与后来的清代考据学有极为密切关系的杨慎、归有光、梅?、胡应麟、陈第、方以智等人却少谈甚至不谈，这当然无助于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此外，书中对乾嘉考据学方法和思想的阐释，对乾嘉学者在传统古文献学等方面巨大成就的综述和其诸多弊病的指陈剖析，以及关于乾嘉学术社会化和学者专业化趋势的论述等，也均可视为从整体上把握乾嘉学术的可贵努力。其中有的显属开拓性尝试，有的则是有据有识、归纳提升的学术总结（限于篇幅，此处不便展开详说）。这种总结目前还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现状和该门学术自身广博范围等的限制，但它同前述诸内容一起，无疑为学界认识乾嘉考据学奠立了一个新的基点。
不过，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我也略微感到一些不惬人意之处。不囿成说本是该书所长，但书中持论过偏（以偏纠偏）、不够圆融之处或未能免。即拿前述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来说，强调其学术演进的内在原因固然重要，在人们普遍忽略此点时尤有意义，但绝然肯定其兴盛“与禁书和文字狱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又不免失之偏激武断。尽管作者对文字狱的研究颇有心得，然作者对其所作的分析以说明清廷的文化控制对乾嘉考据学影响不大的观点，仍难以服人。因为清廷文化高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风气和学者的学术心态上，而学术心态适足以影响学术对象的选择和学术风格的形成。事实上，一时代之所以有一时代之学术，除了学术自身的内在因素发生作用外，社会因素的作用也同样重要甚且有时更为重要。在该书中，作者因强调学术的内在理路，故视乾嘉考据学为“正常学术”，但若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全社会的学者竟相趋奔于考据一途，则又殊非正常（至于乾嘉学者是否重视“致用”，则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所以两者对于乾嘉考据学的影响都十分重要，很难简单分出轩轾。依笔者之见，作者如不是急于“降低”前人所认为的清廷的文化控制和高压对乾嘉考据学兴盛的影响“程度”，而是从各考据学家自身的背景出发，去悉心地、集中而具体地揭示这种因素的实际影响所在，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作辨析，或许会更有助于对于该问题的认识。书中关于“西学东渐”于乾嘉汉学影响的论析，似也可作如是观。因为有关这方面的“观点”虽多，而具体深入的实证研究实几未之见。
另外，对于作者将崔述排除在“乾嘉考据学”之外而不加讨论，笔者也不太理解。作者的理由是他在研究方法上与正统派或主流派有所区别。其实，区别固然在，但也有“同流”处：“辨伪”既是考据学的共同内容，“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为他们所同具。毋宁说正由于有崔述这种非主流的考据学者的广泛存在，乾嘉考据学乃能成其“大”，乃能体现其弥漫一时的学术风气。这种“主流”和“支流”、“正统”与“非正统”的并存互竟，或为乾嘉考据学的特点所在之一也说不定，焉能置之不论？由此推知，作者将乾嘉考据学家仅限定在所谓“正统派”的范围之内的论述策略，恐怕也未必是完全妥贴的（这种限定与作者对考据学的“广义”择定是否有点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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